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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天上午八点半,李耀正在省长楼三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,范志鹏走过来汇报说:“老板,江左锰都开发集团公司的刘老板想见见你?”

    李耀头也没抬,继续看着文件说:“是那个刘双城吧?”

    范志鹏说:“是。”

    李耀想了一下,知道这个时候来见自己的人,绝大部分都是借机来送礼的。春节前的这十几天,李耀家里每天晚上都是人来人往,门庭若市,到家里来送礼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商人,多得他都记不清。因为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,这个刚坐了一会儿,那个又进门了,于是前面的人赶紧站起来告辞,给后面的人让地方。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说话不方便,干脆追到办公室里。所以,前几天一上班,那些厅长、局长,还有各个市的市委书记、市长、副书记、副市长们,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他会见的一大排。

    前几年,李耀刚调来西江省工作,当分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,逢年过节,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实在是不多,因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,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并没有多少。

    等他当了江城市的市委书记,到了春节,就完全不一样了,江城市是省城,是全省最大的城市,这里生活着两百多万人口,是全省的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,毫无疑问也是经济中心。江城市委、市政府有几千个科级以上干部,许多人眼巴巴的,都希望自己的职务能够尽快升上去。混到正科级的,就千方百计想着升副处级;混到副处级的,更盼望着升正处级;当了正处级的,还想着升副厅级。在清水衙门当官的,就想调换到更有权力更得实惠的岗位上捞一把。反正在官场上混的人,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,谁当市委书记,谁就是老大,这个社会,都是老大说了算。他们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,有时候就是李耀一句话的事。所以逢年过节,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,一时间门庭若市,又让他找回了原来的感觉。

    像李耀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官员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,就是有能力,也会钻营。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,上世纪八十年代,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,邓小平提出,提拔干部要“革命化,年轻化,知识化,专业化。”那个时候,干部队伍青黄不接,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,但是,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,身体不好了,知识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。所以邓小平提出,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,老干部要给年轻人让路,主动让贤。各级领导班子要尽快充实一批年纪轻,有知识,有技术,在“文革”期间没有参与打砸抢活动,是逍遥派的人。

    从此,在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这样一大批领导干部,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,没有任何社会关系,他们唯一自豪的,就是拥有一张那个年代一般人没有的大学文凭,仅仅几年以前,他们拥有的这张文凭曾经为他们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,走到哪里,他们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,还会遭来一些工农干部的白眼和群众的冷嘲热讽。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待见的人,是群众帮助和改造的对象。

    但是,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,他们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社会最炙手可热的一批人,上级组织部门仅仅靠一纸档案,就断定他们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,虽然此前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、农民,或者是技术员,大部分都在生产的第一线,当组织上派人把他们从田地里、车间里喊回来的时候,他们根本不知道,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,一纸文件,他们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员,有许多从来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人,很快就做了副县长,县长,局长,副市长,市长,市委书记,迅速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。运气极好的,有幸被国家领导人看中的,就一下子进了中央,成了第三梯队,四十岁刚出头,就成了省部级干部,为将来接班,进入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    那个年代,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。官场上的风气也很好,大家都是简简单单的,请客送礼的情况很少,谁和谁感情好了,逢年过节到家里坐一坐,吃顿饭,感情就表达了,送礼更是简单得很,送几只老母鸡也行,送一只羊也可以,搬一箱饮料也行。李耀这个农村孩子,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走上政坛的。

    李耀记得,自己在老家的乡里当上乡党委委员的时候,没有向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牛德厚送过任何厚礼,那个时候的干部都非常正直,谁能不能提拔,关键是看能力,看群众基础。当时李耀在乡里当团委书记,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好,连续两年都得了县里的先进。所以,当上级来考核的时候,牛德厚说:“李耀这个孩子不错,有能力,工作也认真,他如果不被提拔,我们乡其他的人就更没有资格了。”这样,李耀就被提拔成了乡党委委员。后来,李耀看有文凭的干部开始吃香了,于是就决定考大学,因为他基础好,第一年参加高考就考取了省里的一所综合性大学。大学毕业,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,他被分回到老家的地区。人事部门一看他的档案,就把他分到了地区行署办公室,做了秘书科的秘书。谁也不用找,根本用不着请客送礼,大学生到了哪里,都是根据你的专业,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。几年之后,他就被提拔做了行署办公室的副主任,后来老专员说了句话,就把他下派,到了下面的县里,做了副县长。从此李耀就进入了官场升迁的快车道。三两年一个台阶,县长,县委书记,副市长,市长,市委书记,一步一步上去了。

    越往后走,李耀发现,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,能不能升迁,看的不是你的政绩,你个人的能力,而是你的关系,你有没有强硬的后台。像李耀这样草根出身的人,官场上根本没有强硬的后台,李耀当时总结了一下,他发现,进入九十年代之后,在官场上你能走多远,完全取决于这些客观因素。第一,你是红二代,爹妈是开国元勋,这样你进入了官场,四平八稳地做,随随便便就能混到副省级以上。表现优秀的,还可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。第二,你是大领导的秘书出身。在官场上有大人物为你说话,也是顺风顺水,四十岁左右就能混到省部级,像王一鸣那样的就属于这种类型。第三,你投靠权门,当上门女婿。不管大官的女儿长得多丑,你都要踊跃去巴结,当上乘龙快婿,她们家的政治资源你就可以完全用上了。虽然你是草根出身,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跳板,你的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。对于女人,大家都说,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对于在官场混的男人,还有一句话,就是干得好不如娶得好。这三条升官的捷径你占有一条,就可以飞黄腾达了。

    但是对于李耀这样的人,这三条他都占不住,他祖祖辈辈是农民,自己当的又是小秘书,老婆是农村姑娘,自己当大队干部的时候就结了婚,生了孩子,就是离了婚,在那个小地方,也当不上大官的上门女婿。

    那么,等待他的只有一条路了——金钱开路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官场上已经兴起了请客送礼的风潮,礼数越来越大,买官卖官开始蔚然成风。李耀的老家W省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,私营经济非常发达,大家都有钱了,所以官场上的价码水涨船高,在县里,想当个正科级干部,关键的岗位大家心里都有数的,像县财政局局长,你不送个十几万,是没有可能的。县城城关镇的党委书记,因为容易提拔,你不送个二十万,根本不可能。所以,那个时候当上县长、县委书记的,干上个三年两年的,就发了。

    李耀在老家的一个县当了三年的县长,一年县委书记,每年的收入都能够达到上百万,那个时候,这是一笔大钱了,北京、上海的商品房当时才卖三千多一平方。李耀拿这些钱一路送上去。当县委书记的时候,就给市委书记送钱;当副市长、市长、市委书记的时候,就给省委书记、省长送钱。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的,他能怎么办?不跑不送,只能是原地不动。他想升官,想干事,没有平台怎么行?所以在中国的官场上,有些真正有能力、有理想的官员,在当前的体制下,尤其是他们羽翼未丰,还当着小官的时候,他们迫不得已,做了许多不合法的事情,实在是情有可原。在当前的干部选拔体制下,他们如果不那样干,他们就出不来,就会被淘汰,那样他们的才华就被埋没了。他们不是没有操守,而是现实逼迫他们要同流合污,放弃自己的操守才能出人头地,飞黄腾达。

    而那些像陶渊明、李白那样有政治理想,有自己的气节,对歪风邪气丝毫不妥协,相反还冷嘲热讽的官员,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,他们首先会被淘汰,被放逐出官场,他们成了官场上的失败者,越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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